為什麼看不見?

 

 

為什麼看不見?

1.

大陸學者陳嘉映(一位我很欽佩的學者)在一篇叫做「從感覺開始」的文章中,批評了貝克萊(Berkeley, 1685~1753)的學說。根據陳的解讀,貝克萊認為,「感官知覺是知識的源頭,外界的存在成了疑問,世界的實在最多只是懸設或推論出來的東西。」並且認為,貝克萊的看法,是一種「不及格的邏輯」。

 

在我粗淺的理解裡,陳先生對貝克萊的理解並沒有錯,我也完全同意他對貝克萊的批評。事實上,在學術圈每年成篇累牘量產的論文中,最常做的事情之一,即是找出前人論證中的缺陷,對之批評,進而帶出自己的觀點—這幾乎是學術論文最普通的寫作模式之一。在這裡,真理被認為可以愈辯愈明。許多糊塗的觀點、有問題的論證,在這樣嚴謹到幾乎找碴的檢查下,才能得到進一步的釐清。輕率地認為真理不是愈辯愈明,甚至根本否認有真理的存在,只是為怠惰苟且的粗糙思維找藉口而已。

 

但我這裡關心的是另一個問題:貝克萊這位在十八世紀期間影響甚鉅的大學者,為什麼會犯下這種三言兩語即可以被駁斥的錯誤?這種「不及格的邏輯」?

 

沒有道理去認定貝克萊是那種怠惰苟且、思維粗糙的三流貨色。他的聰明才智與思想上的努力都是那個時代的上上之選,只是,對於自己論證中「不及格的邏輯」,他為什麼看不見?

 

這個問題同時也存在於其它的領域中:今天,一個學美術或設計的學生,對於透視法的應用都不輸給達文西或米開朗基羅。這表示透視法不是一種技術上很困難的繪畫技巧,但是,為什麼在整整一千年的中世紀時代中,那些有能力蓋出宏偉的歌德式教堂的工匠或建築師,或是那些能畫出及傑出肖像畫的僧侶,對於透視法的潛力,全都視而不見?同樣地,那些在伽利略告訴我們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之前的人呢?都是笨蛋嗎?

 

在我看來,指責某些人對某些簡單的事實視而不見,多少是有些不公平的(但好像又不得不這樣),因為這些人(包括貝克萊與那些中世紀的畫家)在他們既有的條件內,已經看到一切他們能看到的了。這些人都不是笨蛋,他們已經盡力看到他們能看到的全部。他們看不見的,讓他們視而不見的,是他們不可能看見的。這些他們看不見的,不論在我們眼中有多麼簡單,皆在他們的視野之外、在他們的想像之外。斥責他們的視而不見是一種錯誤(即便這是帶出自己真知灼見的不二法門),就像斥責柏拉圖不會講英文一樣。

 

「為什麼看不見?」這個問題指出了關於「看」的一個基本道理:我們看,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下進行的。沒有這些條件,我們就算去看了,也是看不見。我說看不見,不是說東西會隱形,會藏起來,而是說,我們就算肉眼上看到了,那個東西也只是做為一種物質(material)或是一種現象(phenomenon)跑到我們的眼前,它是沒有任何意思的,是無法辨認的。「去看」不一定讓人「看見」。

 

面對自然現象與物理對象,好像只要一個人的眼睛沒有問題(譬如,沒有色盲),他就會看見天空是藍的,太陽從東邊出來。但是真的是這麼容易嗎?這些現象要對我們有意義,恐怕也不是張開眼睛就能明白的事。「天空是藍的」,要是這句話可以用來描述肉眼看見的,還可以讓別人明白這個意思,恐怕必需建立在像「天空」、「藍色」這樣的概念已經被我們所瞭解的狀況下。要是沒有「電視機」這個概念,我家客廳的那個大金屬盒子恐怕只會嚇人一跳,更甭提什麼使用它了。沒有這些概念作為基本的看的條件,我們就算去看,也看不見。

 

沒有這些概念當條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與人、與事物打交道就不可能。概念成就了我們正在溝通的意思,成就了知識。不可解的現象只有透過概念才成為可被我們所掌握的知識。

 

但是概念在哪裡?

 

我的原住民朋友Nabu有個好回答:「其實,山不言,鳥不語,都是人在幫他們說話」。我們所面對的對象,不管是自然的、物理,還是社會的,都不會對我們講話。是我們腦中的概念在讓對象說話,讓我們彼此溝通,還有彼此誤解。概念不隸屬於對象,它不是對象的跟屁蟲。概念屬於我們。不然,大家對一個對象都有一致的概念,這不是有點可怕?

 

概念既然來自人,那麼它與對象之間不總是像「電視機」與金屬盒子那樣是一對一的,那是為什麼我們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這種一對一的關係常讓人誤解,好像概念非得要在現實裡有個對應物才能存在。概念既然是人的產物,為什麼要遷就現實呢?如果現實是人所能經驗的,概念則是人所能想像的。沒有人真的經驗過嫦娥奔月,但我們可以想像,也能理解。

 

但是現實生活中,有一股力量,一種趨勢,讓我們常以為概念不是在我們這裡,而是在對象裡。這與實證科學過份發達,幾乎入侵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有關。

 

在生活中,那些與技術、功能相關的領域,譬如,要為當機的電腦找出原因,或是確認下一班公車的開車時刻,這時候,我都得乖乖去找出一個答案,不然,問題就解決不了。這個答案成了個獨裁的事實,一個蘿蔔就是一個坑,不容我隨意解釋。

 

但是,我們的生活不是一直在追逐這種獨裁的事實或答案的。所謂的「讓證據說話」,「讓事實說話」其實是無稽之談,因為它們不會說話,是概念讓它們說話。證據只是符合概念期待的事實,沒有觀點,沒有概念,事實是沈默的現象,什麼都不說,也允許所有可能的解釋。

 

我們要不要接受這些概念,同意或反對某些概念又是怎樣的一種的關係,那是另一個問題。在這裡,我要指出的是這樣一件事:概念讓事實說話,有個意思。也因為概念,我們才能視有所見。但是這種非要在現實中找對應,才能接受某個概念存在的態度,已經入侵在我們生活中的每個角落(看看那些一昧仰賴問卷的社會科學學者,揭弊案的名嘴,或是喜歡放兩張偷拍照片當證據的狗仔記者等等)。這種獨裁的事實,美其名叫答案、證據,卻在追逐它的同時為我們的思維套上了一個緊身衣。在自以為掌握了知識也掌握了現實的同時,其實我們將概念成了現實的奴隸,忘了自己才是概念的主人。村上春樹評估與他同時的學運份子:「他們要對抗的恐怕不是國家機器,而是想像力的貧乏。」而讓想像力貧乏的,又怎是國家機器而已?

 

穿上這種思維的緊身衣,大概對很多事情都看不見。不知道看要在一定的條件下才會看的見,就對看的條件不會有什麼努力的反省。這樣,他們的看不見與柏克萊的看不見有了很大的不同。後者的看不見,實在是非戰之罪。

 

這個世界當然不是隨我們自己的意思來處置的,它有它的秩序,它的法則。自然科學的成就也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於是,它成了穿思想緊身衣的人合理化自己的說帖之一。這個說法我打心眼裡敬重,卻又有著無比的為難。除了上帝與天意這樣偷懶的解釋外(雖然在我心理已經很夠了),「這個世界有它自己的秩序」這件事,我發現自己是怎麼樣也說不清楚的。我怎麼會說不清楚一件我心理面完全同意的事呢?而在我心理底層深深認同的東西,又被一大堆人當作招牌扛起,走在完全與我不同的道路上……,認同這個世界有秩序,並不代表我們要穿上緊身衣,變成硬梆梆,沒有想像力的笨蛋。我承認,從明白這個矛盾開始,我變的比以往沈默更多。

 

康德把這樣的矛盾稱為「二律背反」(antinomy)。我不是念哲學系的人,但知道有人曾跟我一樣為難,那怕只是人家的千分之一,我總是有很大的安慰。

 

2.

在那一條路上,穿著緊身衣的人,卻永遠說話大聲的很。我已經不止一次聽到,很多學人文的學者,會發出這樣的評語:「我看不出莎士比亞有什麼好!」,或者,「亞陶說巴厘島的舞蹈有多好多好,我也看了,沒有啊!」。聽見這些自信滿滿的豪語,總是讓我心驚。看不見,那是因為你不具備看見的條件,這是看的人的問題,對象沒有。不止一次,我告訴學生,莎士比亞是我知道對人最溫柔的劇作家,特別是在他的那些悲劇裡。但,這句話對你們是廢話,除非你們用我教的方式,用一個劇作家的方式來讀劇本。亞陶在「殘酷劇場」一書中所談的巴厘島舞蹈,是帶著他對劇場的看法(包括那些對戲劇的不滿與洞見)所看到的巴厘島舞蹈。「論巴厘島的舞蹈」這篇文章的重點是他的那雙「有色眼鏡」,是他看舞蹈的條件,而不是在那個舞蹈本身。不帶著亞陶看的條件去看巴厘島舞蹈,當然什麼都看不到。甚至,稍微聰明一點,那個舞蹈不用看都沒關係。

 

穿著科學緊身衣的人對待藝術的態度,還有兩種表面上的不同:一種,老是把藝術當摩斯密碼,當數學代數,老是要問背後有什麼微言大義,主題宗旨,有個不變的事實,等待我們去發掘。老一輩的文學評論或那些套用理論與符號學的時髦學者,從來不能如其所是as what it is)的去看待一件作品,更不會反省自己看待作品的條件是不是只是在重複自己固定的看的條件與框架。

 

穿著緊身衣的人有另外一種看法。為了要跟上面的論點唱反調,他們老是把藝術或人文現象當自然現象來看待,認為他們應該像一棵樹、一片雲一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是思想穿緊身衣的人另一個偷懶的藉口(當然,迎合這些人,消費性的流行文化有理由大行其道)。在這裡,作品裡什麼都沒有,讀者或觀眾可以隨便看,而且任何人的看法都是齊頭平等,大家都是對的。作品成了虛無的空氣,更甭提看得到的條件了。

 

一件藝術品當然不是空氣,它是人用象徵符號做出來的東西。一個觀念,一首詩,一幅畫,一個劇本等等,他們本質上就跟一棵樹、一片雲等物理現象或自然現象不一樣。在一種相對的況下,我們看見一片雲或一棵樹的確比「看見」莎士比亞的劇本或亞陶的觀念容易。藍色天空的存在與人無關,它不是人所運用的符號,也不會因人而異,它才不管人的惡意善意、喜怒哀樂是怎麼回事兒。自然現象本身是沒有人性的。(但是,題外話,恰恰是這種沒人性(inhuman)的特質,大自然常常給我安慰。)。但是將藝術,或人文象徵構成的東西比擬成自然現象,認為可以一眼就看到,只是將更多自己看不到的東西(恐怕是人文領域中最好的、最豐富的那部分)切割了出去,用一種掩耳盜鈴的方式,畫地為王。

 

人文象徵構成的東西,自然有它的意思。理解他們,不管是一個觀念,一首歌,一幅畫,或者更簡單,甚至是一個句子,至少對我來說,從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跟自然現象比起來,他們不是睜開眼睛,就保證能看得到的。它們既然是人透過象徵符號表達出來的東西,自然會因人而生,因人而異,無法像自然現象或物理對象一樣,可以無視於人的差異而存在。學文學或藝術的老教授,當被學生問急了,就回答一句:「這是人性!」或說:「這反映了人性!」這倒不是無稽之談。(只是學生交給我的作業要是寫出這種句子,就註定被我當掉!我的雙重標準!)

 

看見人文世界中的對象需要有多少條件,有多困難,一個日常生活的句子就可以讓我們明白。譬如,「我要一杯咖啡」,理解它的意思就不是一件太簡單的事。你要先學會每個字的意思,譬如,知道咖啡不是茶,不是可樂,然後,還得知道一個對的排列組合的順序,也就是文法(「杯咖啡一要我」是啥啊?)。非得要這些條件都具備了,你才能完成這句話的意思,讓自己懂也讓別人懂。

 

如果認為這件事簡單,那是因為我們已經用一種語言用得非常嫻熟,幾乎熟到本能反映的地步,而忘了它本來是很複雜的。不然,你對一個完全不懂中文的人說這句話看看?或者,你去一個語言完全不通的國家旅行看看?

 

一件藝術品,跟一個句子一樣,在它被藝術家完成的時候,它的意思(sense)也就完成了。藝術家是他自己作品的第一個觀眾,而創作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做」與「看」的過程,來來回回,投入又抽離。只要他是誠實的,認真的(這裡不討論那些招搖撞騙的貨色),當他決定完成一個作品的時候,表示他在作品中看見了一個完成了的意思。

 

這個意思不需要被解釋,也不能被解釋。譬如,被所謂的文學教授(穿緊身衣的第一種看法)、藝術評論對某個作品來多言多語(「我要一杯咖啡」需要什麼解釋?),更不會象徵什麼這個作品以外的東西(「我要一杯咖啡」象徵了什麼?)。作品的意思既不是包含一個特定的哲學主題,主旨大意,更沒有去反映什麼社會現實與人生(只是有關,不是反映。藝術家不是影印機),這個意思就在那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們總是要在對的條件下,才能看見那個作品的意思。如果我們對某個作品感到困惑,看不到,問題不在那個作品本身,而是在我們自己,也就是我們在面對作品的當下,不具備看待那個作品的條件。這個條件,也是藝術家,這個第一個觀眾,看見作品的意思時所具備的條件。不然,就看不到。就像不懂中文的人無法理解「我要一杯咖啡」這句話的意思一樣。

 

作品的意思不需要解釋,不代表作品裡面沒有意思(穿緊身衣的人的第二種看法),更不是說,每個人對這個意思的理解,不管天差地別的多麼懸殊,都是對的—這只是換個方式說作品裡面沒有意思而已,告訴我們作品是空氣而已。藝術家決定在這裡而非那裡,做這個非那個安排(放一個音符,上一種顏色,或是安排一句台詞),甚至決定在這裡而非那裡做結束,總是有個理由在那裡的,雖然這個理由複雜到他自己不一定說的清楚(「我感覺要這樣」也是個理由),甚至說錯都有可能,但有個安排,有個結構,就絕不是無的放矢的事。藝術家「想」的方式與工具與哲學家或平常人不同,但你不能說藝術家不「想」,不動大腦,那不是太奇怪了嗎?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這句話用到面對藝術上時,常搖擺於為無能找藉口與客套敷衍之間。我們明白一個意思,但不一定要同意它。這個時候,我們當然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看法。同樣地,明白一個藝術作品的意思,也不表示要喜歡,要同意。但是,不管同意與否,總得先明白那個意思,我們的意見才有根有底。好把一些學院中的精巧混帳話,什麼「每種解讀都是誤讀」之類放在嘴上的人,恐怕維持了自尊心,卻掩不了自己是個睜眼瞎子的事實。

 

3.

如果藉著象徵符號所表達出來的意思不容易理解,恐怕是理解這個意思的某些條件很難被我們所掌握。太多的管道與努力想要成為我們看的條件,幫我們看到一些什麼。譬如,作家或藝術家的傳記,作品的歷史背景,技巧或技術的教學等等。這些可以外求而得的知識,有的不可或缺,有的胡說八道,分辨良莠是個需要經驗的細緻功夫,需要耐心,更沒有捷徑可循。

 

但這些可以外求而得的知識,在我的經驗裡,都不是諸多看的條件中最核心,也最困難的。要看見一個心智在人文領域中努力的結果,最重要的恐怕還是在自己心理的感覺。

 

就像許多藝術家與文學家常給的告誡:只有當你心理已經準備好了,有了某種感情,你才能看見作品。在這裡,作品是召喚情感的工具。然而,我們不只是在面對藝術時要有感覺才能理解它的意思,理解一個觀念也是。觀念不是知識,更不是資訊。如果觀念是一個讀了就有的東西,像資訊或知識一樣,那任何人只要到圖書館拿起一本康德或傅柯,不就馬上就可以讀懂了,有了他們的智慧?

 

我傾向這樣看:觀念是活的,跟人一樣,有理智,也有感覺。讀懂一個觀念與男女交往一樣,總要彼此的感覺對了,來了電,才有可能進一步發展下去。

 

用文字訴說一個觀念的背後,有著對世界與生命的感覺。有感覺,就會有關切,在這關切的驅動之下,自己與這個世界產生了糾纏。感覺有多深,這糾纏就有多深。如果人想在這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纏中還保持一點渴求清醒的慾望,不想讓自己的日子糊里糊塗地過下去,他就得慢慢的從這糾纏中耙梳,理個頭緒出來。對我來說,這只能仰賴思的努力與反省。

 

一個藝術品或是一個觀念,如果是這個努力反省後的結果,那它就像是一幅圖畫,讓原來與這個世界犬牙交錯的糾纏,可以被辨認,可以被看見;讓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現在成為可以被看的東西。要看,總要有東西讓我們看,不然,置身五里霧中,想看也沒得看。也不要動輒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別忘了,這本身也是一幅圖畫,用得不好,只給人偷懶的藉口。

 

感覺有多深,糾纏就有多深;用反省來對付這糾纏的力度用得有多深,看得就有多深。在這過程裡,感覺成了看得見與否最根本的條件。

 

老是漫不經心,或是浮躁跳動,一個人很難有深厚的感覺。只有安靜與聆聽,人才有機會深化心中的感受。喜歡在智力上較勁的人好說:「我不同意你」,卻忘了最真實的問題,是去問問自己「我有沒有你心中的感覺?」。

 

去感覺,但這並不是要人動輒濫情地沈溺在某種感覺中。濫情是一種對自己的催眠,被催眠的人看得見什麼?文字說出來的觀念是與這感覺奮鬥糾纏後的結晶,這需要分辨與反省,或者一言以蔽之,一種品味能力。但濫情的人要的不是清晰,而是在陶醉中能夠遺忘:對那些麻煩的糾纏,還有對自己。

 

去感覺,意味著一種心智上的放逐,一種冒險,一種向自己不熟悉的領域縱身一躍—而這些巨大的舉動都可以在閱讀一本小說或看一部電影的沈默中完成。我總是告訴學生:讀劇本的時候要把裡面發生的一切當作是真的,不要告訴我:「警察不會這樣行為」、「這個博士怎麼這麼傻」、「情侶不會這樣說話」。只有把劇本中發生的一切當成是真的,你才能有機會想像別人和你的不同,感覺到自己平常生活中沒有機會感覺得到的內在。讀劇本、看電影,都不需要當法官,把自己腦袋中的條條框框應用在對劇中人物與世界的審判上。除非是影展的評審(我眼中世界上最無聊的工作),必須要踴躍發言,表達意見,不然,這種判決只是為自己的感覺冒險築上一堵故步自封的圍牆,無法感覺,也看不見。而一個根本看不見作品的對作品的意見,又有誰會在意?

 

忘記「將心比心」的感覺才是我們談道理的基礎,道理就會淪為空泛的口號。這裡給那些善思好辯,自詡為社會先知,動輒撰文發表議論的知識份子(像龍應台、李家同之流)一個小小的提醒:不要讓文字概念迷了心竅,成了感覺的過濾器。受苦的人需要的是同情,是公道,是一點兒支持與安慰,或者是一雙耐心的耳朵傾聽他們的委屈。他們需要的很多,就是不需要道理。資訊社會裡,媒體已經把許多人的苦難過濾成一則則的新聞,變成觀點,變成論述。新聞永遠比好的小說與戲劇空洞,不是因為它們少了道理。

 

反省與道理應該是來幫我們好好的分辨感覺的,但更多的時候,它們都用來閉塞我們感覺的能力。這件事只需要一個簡單的問題就可以凸顯:看見路邊的乞丐,你會不會給錢?

 

我為這個問題蒐集到許多千奇百怪的答案:「乞丐是假的」、「乞丐被犯罪集團利用」、「人應該要自立更生」……,人大腦中合理化(justification)的能力真是強悍,總是可以找到理由,把心中明明會油然生出的一點悲憫之情給壓下去,讓自己變的無動於衷,也不用改變自己做出任何行動,那怕只是給乞丐一點錢。是怕被騙嗎?怕被譏笑成傻瓜嗎?如果真的被騙,當一次笨蛋又會怎麼樣?這個場景,還有這個世界上的許許多多場景,沒有道理可講,只有感覺與行動。感覺是我們與這個世界最初也最真實的接觸,從那裏開始,我們才有道理可講,而不是倒過來。

 

不敞開心扉去感覺,就只會製造一種空洞的道理,就算理智上是對的,也沒有血肉,讀起來像一堆文字概念中堆砌出來的排列組合(譬如龍、李為反對倒扁運動而寫的文章!)。不過這樣「與世隔絕」的文章,也是一幅圖畫,只是它顯露了作者一直以來習慣看的東西,是他只願意看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文字概念,甚至其它的象徵符號,它們的功能更像是一種咒語,藉著給人一幅圖畫的方式(可以美其名叫理想、願景,而且常常以愛之名,譬如「愛台灣」、「愛祖國」、「愛上帝」、「愛民主」、「愛體制」等等),讓人麻木沒有感覺。

 

但是這樣的麻木是來自於興奮與激動。在這裡,這樣的圖畫不但給了感覺,還予以強化、放大。它所呼應的是人身上的一種抒情的衝動,或是就像前面所說的,它旨在對人催眠,而不是讓人清醒。這樣的圖畫讓人看見的,反成了讓人看不見的條件。

 

看來,看得見與看不見好像是互為條件,彼此牽制。當我們譏笑別人大驚小怪的時候,恐怕也失去了別人對我們熟悉事物的驚訝感。看來,只要有感覺,我們跟人、跟這個世界的糾纏就永遠沒有清楚的一天。對這件事,我好像只能帶著一種小心翼翼,不只是怕看不見,更怕傷了感情。能看見一切的,好像也只有上帝。棄絕七情六欲可能是個讓人無憂的解脫之道,但至少在現在,那不是我要走的路。

 

這樣看來,柏克萊的看不見也有了可以諒解理由。但是他又看見了什麼我們不再有感覺,也不再看見的東西呢?在批評他或任何人「不及格的邏輯」的時候,我們得承認,有些東西,不論合不合時宜,我們已經看不見了。

 

4.

會寫這篇文章,主要是今年在歐陸的旅行中,看見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在蘇黎世的美術館,一張塞尚的風景畫。簡單的一段林中小道,就是這樣而已。以前在台灣,就有老師提醒我塞尚繪畫的重要,只是不管去許多美術館看原作,或是看畫冊,前前後後有十年的時間,從來沒看出個什麼門道來。說塞尚的繪畫有一種宗教般的情感,對我像是一種不可解的啞謎一般。

 

蘇黎世美術館的這張畫,給我第一眼的印象,只是一種穩定的感覺。但注視的愈久,還有與旁邊的其它畫作相較之下,那種穩定的感覺竟然到了可以給我安慰的地步。這樣說,大概聽起來跟所謂的宗教情感一樣打啞謎,但這個感覺,這張畫的意思,清楚於我,就像說「我要一杯咖啡」一樣明白。

 

看見了一張畫,卻要花上我十年的時間。對我這種沒慧根的人,要看見這張畫最重要的條件,可能就是要花上這麼久的時間才能準備好。我不想加入那些為塞尚的繪畫寫導覽,為有心一窺堂奧的人做入門準備的行列,那不是我的專業,更打心眼裡不太相信自己能把那個最重要的條件寫好。取而代之的,是我寧可花上力氣寫下這篇文章,談談一些我個人知道關於「看」的看法,希望能做一些釐清的工作。

 

看我們與這個世界的糾纏很難,看見一張畫或一個觀念還是容易的些。但是,對那些人文藝術的愛好者,甚至從業者,我的忠告是:不管你上了多少課程,參加了多少大師工作坊,能夠口若懸河講出多少背景知識,甚至混到了某個專業頭銜,不在對的條件下看,你就什麼也看不見,永遠只是一個知識上或藝術上的觀光客而已。要有那個條件,就要有感覺。感覺不會跑到浮躁張狂的人心理,只給願意想像與敞開心扉的人。以為看的多或大師工作坊參加的多,就會看的見,那是自欺卻無法欺人的。

 

第二個看見的東西,是瑞士少女峰的峰頂。我們一家三口上山的天氣很不好,在觀景塔內,放眼望去,四周一片白茫,什麼都看不到。在塔內參觀時,為了避開日本團、韓國團還有葡萄牙團的觀光客,我們一路放慢腳步,沒想到這就錯過了離開峰頂的火車,只好與其它零星的散客,在大廳裡多耗上一個小時,等最後一班車回去。

 

可能是累了,再加上掃興,等待的時間顯得冗長而無聊。但是,眼前的白茫在一個時刻突然隨著露臉的陽光漸漸散開,顯露出峰頂的景觀來。巨大的冰河蜿蜒在群峰之間,原來在白霧之後,本來是這樣令人摒息的視野。我們這群剩下的遊客紛紛跑到窗邊拍照,迎接的不只是一個壯闊的景觀,還有生命中一個難得的時刻。

 

看見了,畢竟很值得。

 

要是沒有老師提醒,我大概不會知道塞尚的繪畫裡面有好東西。要是沒有那陰錯陽差的一小時,我恐怕也會錯過這少女峰的冰河奇景。所以看見的人,不要吝嗇,要告訴沒看見的人那裡有值得看的東西,就算講的不清楚也沒關係,指個方向也行。只是看得見與否,還是要自己耐心的反省與一點運氣。

 

這是為什麼我會寫下這篇小文章,希望可以權充一個指引,為每個有心想看的人。

 

IF

11.0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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