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欣志2: 問題與呈現知識

欣志:

 

你的文章還有來信,讓我有一些想法。這裡趁寫論文的空檔記下來。這些想法都不是什麼新鮮事,但需要被提醒。忘記了它們,討論學問就是不可能。我把這些想法大概歸為兩個題目:「問題」與「呈現知識」。

 

1.      問題

 

一個導演讀劇本當然需要創意與聯想,但讀文章,或跟人討論學問,我們還是應該老老實實地,先在對方的脈絡中理解對方的意思,而不是隨意聯想,透過一個字或概念的串聯,把自己聯想到的脈絡附加上去。這樣做,跟古時候的文字獄有什麼區別?以後在台灣寫文章,是不是也最好不要用到藍或綠這樣的字眼?

 

一個字眼,甚至一個概念或觀念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讓他們得以成立的那個脈絡。一個字眼,因為脈絡不同,就會有不同的意思,變成不同的概念。好幾次,我跟人家講我論文的架構觀念是irony,有人(都是聰明人)不是對我蹙眉,就是故意含沙射影地說「我的論點可不是什麼irony!」,真奇怪,這些人為什麼可以這麼自以為是地認為他們理解的irony,和我理解的irony會是同一個脈絡呢?概念進入到學術討論這個層次的時候,一點點討論脈絡的細緻差異,就會造成意義上的千差萬別,那是為什麼我書架上會有幾十本關於irony的著作與論文。這個道理,只要上圖書館網頁的搜索欄,在關鍵字打下irony(或任何一個你認為你知道的概念),再看看會跑出多少你想都沒有想過的書名,就可以明白。我這些聰明的師友不是不懂這些道理,只是他們忘記了。忘記的理由與心態我不想深究,但忘記了,就需要被提醒,不然,在這種態度中,除了傲慢與盲目,什麼都不會發生。

 

重覆我常說的一個比喻:觀念像棋子,它本身並不重要,是那一盤盤棋局讓它變得重要。下棋有策略,有佈局,討論觀念的脈絡一樣也講求這些,這是為什麼寫論文,方法論與結構會這麼重要的原因。

 

要理解一個觀念,或是要理解一篇文章的意思,就要進入別人的脈絡裡面才可能。這不僅要老實,更大的程度上,像是一種聆聽。扣掉那些根本就語焉不詳,好拿大字彙耍噱頭來唬人的文章不算,只要一篇文章老實地在表達想法,也沒有從內部發生邏輯上自相矛盾的問題,讓經營它的脈絡有所缺陷,不然,我不認為「聆聽」一個論點有什麼問題好問的。

 

台灣的教育很奇怪,常聽到一些老師抱怨學生在課堂上很沈默,反而很推崇美國學生在課堂上積極踴躍的表現。我自己在美國唸過書,那些美國學生的問題,大部分都很蠢不說,炫耀的成分更大,都不是什麼很有意義的對話,這種沒問題找問題的表現,鼓勵它幹嘛?相對地,英國這邊的狀況就好些,演講之後,提出的問題不是很致命,就是很零星,常常更是一片沈寂的狀況。沒有問題就是沒有問題,很少會有沒問題找問題的狀況發生。

 

就像我上一封信中跟你說的,學術界讓我受不了的一點,就是這種喜歡沒問題找問題的對話,甚至更誇張,把問問題當作一種創意的表現,製造很多自以為高明,但毫無意義的「問句」。我去參加獎學金口試的時候,就有一位北藝大的老師,看我當時的研究計畫題目中有「後設」這個字,又發現我是中文系畢業,就當場問我:「你覺得莊子與後設有什麼關係?」我當場愕然,只好迸出一句「這個問題我不會回答!」

 

這是一個可笑又荒謬的「問句」,背後充滿了不老實又自以為是的輕率心態,只會把做學問所需要的想像力與創造力,用在這種耍小聰明的把戲上。我不但不能回答這種「問句」,我甚至認為,任何人要是回答這個「問句」,恐怕只會變成跟他同樣一種人。而這種人,不管他寫過多少著作,在大學爬到多高的位置,他終其一生只是被文字玩弄的糊塗蟲,我不相信,他會講出什麼真實的人話,或是做出有意義的學問。

 

不要沒問題找問題。這等於是說,要提出一個好問題有多困難。在這裡,我們應該停下來問一問,「問題」是什麼?

 

不是所有符合問句句型的都叫「問題」。「問句」不過是符合邏輯的產物,可以是大腦對文字進行排列組合之後的結果,但是,就像「莊子與後設的關係?」這種「問句」一樣,它合乎邏輯,卻荒謬不已。說它荒繆,是因為這樣的「問句」是不會有答案的。面對這種「問句」,根本沒有任何答案可以回答。它唯一適合的場合,大概就是寫詩或其它做創作的時候,藉著回答這種荒謬的「問句」,去進行創意發想。我們在讀散文或新詩的時候,這種充滿創意聯想的問句的確也屢見不鮮,讓想像可以藉著它們漫遊天際。但是,如果我們仍然期待有真實的溝通,我們需要的就是真實的「問題」,而不是「問句」。

 

「問句」可以天馬行空,「問題」則必須腳踏實地,有它的根在真實之中。只是真實本身是個怎麼也說不清楚的東西。我們可以把真實想成是一片我們居存其中的土壤。「問題」必然有它的根在這片土壤中,而不是什麼天上掉下來的東西。所以,一個「問題」的背後,透過這片土壤,必然有與我們的連結。而與一個「問題」相遇,不管是自己心中湧出的,還是從外在迎面而來,在與之相遇之前,必然有過一番「長途跋涉」,有長久的醞釀與準備,不會是什麼兩三秒的速成。

 

判斷什麼是「問句」,什麼是「問題」,有的是哲學上的嘮叨可說,但這裡我有一個更「導演式」的分辨方法:

 

「問題」既然是真實的,那麼問一個「問題」,如果那是認真的,不是字面聯想的即興演出,那背後就有人強烈的慾望,有一種渴求。這份渴望是活生生的,就跟我們總是可以判斷出誰在演戲的時候是否真情流露,還是在機械地背台詞;在唱歌的時候有沒有投入真實的情感,還是在裝腔作態,如果一個人的真實感還沒有被文字愚弄殆盡,那我們應該也可以像判斷演戲與唱歌那樣,判斷出這個問題是不是真實的。「莊子與後設的關係?」不是「問題」,因為我實在看不到、或者,聞不到那背後真實的土壤在哪裡。

 

「問題」必然與我有關,有與我真實的連結。這還可以進一步這樣說:這個連結必然是直接的(immediate)。問題對我們出現時,它必然出現在眼前,不會出現在腦後,更不會是間接地轉述或道聽途說。想想這些日常生活中我們「有問題」時會用的說法:「問題來了!」,「我有一個問題!」,「這是個好問題!」,「出現一個問題!」……它們都很生動地表現了「問題」是如何活生生地,突然地,也直接地,出現在我們眼前的那一刻。「問句」是文字邏輯的排列組合,既不痛也不癢;「問題」則總是配合著動作。像是我唸小學一年級的女兒,現在常會從門後突然跳出來,對人大叫一聲企圖嚇人一跳一樣,我女兒不是問題兒童,只是「問題」的確像她這種兒童。

 

沒有什麼「問題」是間接的。我電腦系朋友的paper要處理的問題,一個大一數學系學生要處理的微積分問題,某個後結構主義理論家的著作中要處理的某個問題,這些林林總總的問題當然都是真實的,但它們離我的距離太遠,對我像是天書,看都看不懂了,怎麼會是我的問題?我連接觸這些問題的資格都沒有。「不懂」不等於「問題」,「不懂」只是不進入狀況,或者用前面的話說,沒有進入那個脈絡裡。倒過來說,要懂一個微積分的問題,就只好乖乖把數學再學起來,到了一個程度,那個問題自然會對我出現,跑到我的眼前,直接成為我的問題。

 

「問題」既然是直接對我出現,對我跳出來,那它不可避免地會為我帶來驚訝感,就像我女兒,或多或少,總是可以嚇人一跳一樣。我們總是記得「問題」帶來的是困惑,卻常忘了,在困惑之前,「問題」先帶來驚訝感。是這份「問題」帶來的驚訝感,把我們從之前「沒有問題」的狀態引領了出來。或者說,是「問題」帶來的驚訝感,提醒了之前我們「沒有問題」的狀態。

 

喜歡沒問題找問題的人,一定無法體會,「沒有問題」,或是「問題之前」才應該是我們值得追尋的的存在狀態,在那裡,我們平平安安,無風無浪。也只有在那裡,我們才有幸福與快樂可言,能夠真正去享受一杯咖啡,或是欣賞一片美景。科學家在實驗室,當然要積極找問題,解決問題,但把這一套應用到人文的研究上,則是荒唐又自找罪受。一個人活的好好的,幹嘛沒問題找問題?實驗室與科學(包括那些社會科學)所要面對的東西都是死的,甚至要把活的東西變死的,才能進行研究。人文要面對的東西是活的,人的存在要是出了問題,都要去看精神醫生了,有什麼好高興的?研究人文的人,更應該記得的,是這個「沒有問題」或是「問題之前」的狀態與重要性,才是著手研究的前提。我一直強調「不要沒問題找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其實我更想說的,是除非萬不得已,如果一個人活在「沒有問題」之中,就不要騷擾他的幸福,打擾他心裡的安靜。

 

「啟蒙」是針對已經準備好被啟蒙的人,是針對某些對某些議題有企圖的人,不是所有人。動不動就要去啟蒙別人,告訴別人什麼是正確的觀念,或是抱著「我是為你好,所以我要改變你」的態度與邏輯的人,套句村上春樹的話,這種人只是「想像力的貧乏」而已。無法想像在他眼中有問題的人,其實可能什麼問題都沒有,活在「沒有問題」的幸福與安靜中。

 

那些讀了幾本FoucaultDerrida,或是什麼後現代後結構的人,讓我反感的不是這些理論本身,而是那些語焉不詳的裝模作樣,還有,一副不讀這些書的人都是蒙昧無知的野蠻人的態度。在骨子裡,只是一些弄不清楚對象的假科學家而已。

 

「問題」讓我們告別「問題之前」或「沒有問題」的狀態。撇開學者或科學家那種好知好問求進步的樂觀不說,(我一直要到念到博士,才知道自己從來不是這種人!),「問題出現了!」是有點兒讓人傷心的事。在這裡,「解決問題」的背後,其實是一種類似鄉愁般的渴望,渴望回到「問題之前」、「沒有問題」的那個「家」。

 

如果是出自這種渴望,那麼「解決問題」至少有兩種方法:如果這個問題是真的,那麼,我們就需要一個答案來解決問題;或者,我們不找答案,而是將問題消除,譬如,我們發現,這個在困擾我們的,根本不是問題,而是個虛假的問句。我認為,科學與人文研究最根本的差別,就是這種「解決問題」程序上的差異:前者需要答案,並且累積了知識,而後者的目的是在對問題的消除。笛卡耳以後的世界都認為科學可以帶來真理,其實,科學只製造了答案,知識,還有隨之而來的征服。但是,真理之所以是真理,是因為我們對之沒有問題可問,換言之,真理只可能是在「問題之前」,而不是「問題之後」。因此,「消除問題」比「找答案」其實更能接近真理。

 

不過,要消除問題,總要知道問題是什麼,才有分辨它的能力。

 

問題是真實的,有根的;問題帶來驚訝感。因此,問題的驚訝感像是一個探照燈,不僅提醒了我們「沒有問題」的真實狀態,也是一種對真實的揭露。所以,問題一定要有答案。

 

問題必須是可以被回答的(answerable),或者說,它認真期待答案的出現。「莊子與後設的關係?」這種問句不是問題,因為我胡說八道一通,表面上看,都可以是對這個問句的回應,但是,沒有任何根據,可以認定我的胡說八道是不是一個答案,更甭提判斷它是對的還是錯的,是真是假,或是否有意義。那只是賣弄口舌而已。

 

問題不一定有個永恆不變的答案。今天是答案的,明天可能就被推翻了;問題更不一定只有一個答案,甚至,我們可能暫時找不到答案。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這樣設想:總是有至少一個夠資格叫「答案」的東西,一個問題才能夠成立。

 

我的電腦老是會莫名其妙的當機,這當然是我的電腦有問題。於是,我需要一個答案來解決這問題,不然,電腦的問題就會持續下去,無法解決。沒有錢唸書或旅行也是個問題,於是只好想辦法找錢,不然就認命斷念,乖乖做現實中允許的事。電腦、錢,現實,都是死板板的問題,需要死板板的答案,沒有他途可循。

 

但人文世界中,問題與答案的關係就複雜的多,也好玩的多。老是拿科學的那種問題­­—答案的模式來看人文,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把事情簡化事小,恐怕在自以為得到答案的同時,變成瞎子才要命。

 

科學的研究中,問題與答案像是連體嬰,必須一起出現,甚至就是先出現問題,後出現答案。但人文的世界中,卻往往只有答案留下來,問題必須透過一種特殊的努力與研究予以還原。答案是具有針對性的東西,是針對某個問題而提出的。但當問題失去蹤影,徒有答案留下來的時候,要去準確地還原一個問題就變的很困難。

 

「文學批評狗仔隊」最常做的事情之一,是去考據作家或藝術家的生平,並且像壹週刊那樣,看圖說話,想要還原一個創作動機或是找出一個樣本來源(作家遇到的某個事蹟、某個人等等)。這樣做所還原的,不是一個屬於哲學史、藝術史、或是文學史(它們共同指向一個人的存在的歷史)的「問題」,只是把作為一種「答案」的作品,從那個歷史的脈絡中抽出,矮化到一種心理學式的傳記解讀。無聊透頂!(偏偏我研究易卜生也好,不管中文英文,還有台灣大部分文學批評的文章,都是這種鬼東西!)

 

一個「答案」的出現,意味著真實的土壤中一個沒有被人想像過的領域被揭露了出來。這樣的「答案」不是選擇題上冰冷的選項,也不會是像可以解決我電腦的問題,或是解決沒錢旅行的問題一樣,在滿足需要之後就可以被拋諸腦後的東西。一個「答案」(不管是體現在一個理論論證中,還是藝術品或文學作品中)能揭露真實土壤中沒人想像過的領域,就像是在囚禁人幽室的牆上,鑿了一個洞,讓人見到外面的光。這樣的「答案」,必然有它的力量與美。套句俗到不行的話,會給人感動。

 

但是,不去還原問題,只憑著感動,任隨己意來解讀人文世界中的作品/答案,望文生義,抒發解讀者自己的人生感悟(就像那些外文系的教授最常對莎士比亞做的事情一樣),這種作文上自溺的勤勉只是反映了智性上的懦弱與懶惰,不願向那個問題已經消逝的世界進行冒險與探索。人在黑暗之中,什麼都看不到,當然是一種盲目,但是,人的眼睛要是被強光炫目,什麼都看不見,也一樣是盲目。

 

因此,面對一個「答案」,應該要試著還原原來的問題,藉此去擴大我們對那片土壤的視野。而要還原一個問題,更需要的,是人的想像與感悟,而不是死賴著文字證據,像那些學術狗仔隊一樣。而這種想像也要用對地方,不是拿來堆砌詞藻做散文。

 

當羅丹做出「行走的人」之前,大概沒有人可以想像,人體中最有表現力的兩個部分:頭部(包含了臉部表情)與手(我們大部分姿勢的主要構成部分)可以在雕刻中移除後,讓雕刻仍能有表現力。「拿掉頭與手,雕刻還可以看嗎?」我想像,這是曾經靈光一閃出現在羅丹腦海中的問題,而「行走的人」成了它動人的「答案」。

 

有好幾次,我都遇到、讀到有人說著「行走的人」讓他有多感動,滿口華麗的修辭與作文,但這個作品在藝術史中的關聯卻連一個字都沒提到。在這種作文中,講來講去,其實講的只是他自己:自己的感動,如何感動,為何感動,如果他有能力,我想他會巴不得把自己的感動塞到別人的肚子裡去。

 

讓別人知道自己內心的感動很重要嗎?需要這麼迫不及待嗎?特別是一些學戲劇或搞劇場的,好像他全身上下都是敏感帶,一點風吹草動就會哇哇叫,動輒要藉著這種自溺的語言向全世界宣告他的感動。對我們這些活在「行走的人」出現一百多年之後的人來說,看得見(我是指心裡看得見,不是眼睛而已)這個作品,心裡有感動,並不是太難的事。畢竟,我們已經佔了這一百多年藝術史發展的便宜太多。「行走的人」在牆上為我們鑿開的洞,引進的光,已經在那裡影響著我們的視覺神經(既是生理意義上,也是比喻意義上)有這麼長的時間,還引發了更多鑿洞開光的連鎖效應。對我們終究能看到多少,看得見什麼,難道不比熱情洋溢地宣告自己的感動重要?「答案」會讓人盲目,藉著給人光。

 

感動帶給我的力氣從來不是浪費在做這種宣告式的散文上。感動帶來的動力,則是去還原「答案」背後的問題,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產生一種真正的瞭解。理解本身是一種太陽眼鏡,戴著它,我們可以看見光,又不至於為之炫目,甚至燒灼雙眼,導致失明。

 

藉用Adorno用過的一個比喻:這些人文世界中的「答案」,像是「奧狄塞」裡面Siren的歌聲,誰聽見,誰就會變成石頭。

 

看來,在人文的世界裡,「答案」的確不是個什麼好東西。於是,與科學的問題答案連體嬰模式不同,人文研究不但要注意「問題」會消失(只有「答案」會留下來),有些對象更是連「答案」也會消失,只有「問題」留下來。在這第二種情況中,「問題」本身就是「答案」。

 

新竹的彭老師曾經在聊天時問過我一個很希臘的問題:「一個人砍斷一隻手臂後還是不是一個人?」,如果回答「是」,那我們就要去面對另外一個接著而來的問題:「是什麼東西讓一個人之所以是一個人?」,顯然,人不是四肢五官的機械總和而已,套句甘地的話,「人不是一團肉。」

 

問題總要有答案,於是,我們可以想見有很多答案因應而生:靈魂、愛、本質、實體、幸福、性……每個答案的背後,又一定有一套隨之而生的教義、理論體系,試著解釋、辯護,為什麼是這個答案,而不是那一個。

 

每個答案都會被經營出光芒來,不然不會感動人,為那麼多人認同。但是,我們要這個答案幹嘛?

 

沒有解決我電腦問題的答案,我的電腦就繼續病著;沒有錢,不能唸書或旅行的問題就沒解決。對所有科學或社會科學的問題來說,答案總是在問題的外面。沒有答案,問題就無法解決,人在現實中的行動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被癱瘓掉。

 

但是,不知道「是什麼東西讓一個人之所以是一個人?」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做為一個人還是當得好好的,不會因為沒有這個答案,我們的生活就無法進行。在這裡,答案不在行動者(就是那個提問的人)的外面,甚至不在問題外面。答案在問題形成的那一刻,已經呼之欲出。

 

「呼之欲出」,但畢竟沒有出來。也就是說,它只有個邏輯上存在的地位,但沒有實質上說明它「是什麼」。它只有形式,沒有內容;只是個空杯子,但裡面看上去什麼也沒裝。

 

我說「看上去」,是因為它並不是真的空洞。因為它不是那種在問題外面的答案,那種經驗科學意義下的答案。它在問題裡面,在問的人裡面。我們在問這個問題之前,已經用全部的生活回答它了。或者說,我們「沒有問題」、「問題之前」的狀態,已經是這個問題的答案。

 

沒有一個可以說「是什麼」的答案,不表示這個問題是不真實的。因為,我們的確因為這個問題睜開了眼,開始注視、開始觀察。只是,如果一旦用語言、動嘴巴回答這個問題,像回答我的電腦為什麼會壞掉一樣,我們就把明明是「在裡面」的答案,變成「在外面」了。怎麼可能呢?我所有的生活、存在的一切,都化約成一個「在外面」的答案,如果我沒有,做不到,或不認同,我就像一台壞掉的電腦一樣,是個壞掉的人?

 

我不是否認有「靈魂」、「愛」、「本質」、「實體」等等東西的存在(剛好相反,我幾乎什麼都信,而且愈是看不著摸不到,我愈對之沒有懷疑:我的懷疑能力都放在「要證明」的東西上),我只是否認它們可以做為這個問題的答案而存在。

 

「人為何會成為一個人?」這個問題很真實,但如果我們真的要說「答案是…..」,我們就等於是在說「其它不是」。但是,我們真的能認為「愛」比「靈魂」更重要?AB更不可或缺?「成為一個人」本身就是需要這麼多東西,排除這個,追逐那個,不是很奇怪的事嗎?每一個答案背後的理論或教義體系,如果終究是導致了一個人去追逐了這個,排除了那個,這不是很奇怪嗎?面對這麼多的答案,「成為一個人」什麼都需要,就是不要背後那一大套多嘴多舌。一個人若是真的對「想成為一個人」有一種樸實的興趣,有一份真實感,他就一定會對成為這種理論、那家教義的信徒或崇拜著,自然地感到不可置信。

 

齊克果有一個口號:「成為一個人」,但我常想,如果這件事要被當作口號一樣提出來,那麼他其實要說的,是一個對人難堪的觀察:大部分的人比較不想要成為一個人,而是想成為某個「答案」的追隨者,膜拜者。渴望光,渴望感動,像是渴望Siren的歌聲一樣,最後變成硬梆梆的化石。

 

如果我們警敏一點,就會知道一件事:這麼多答案跑出來,而且個個魅力十足,像星光幫一樣,表示這些答案是有可替代性的。既然是那一個問題本身造就了這些答案,所以不可替代的是這個問題,而不是那些答案。

 

許多時候,我感到自己的思緒像是走入迷霧中,只覺得那邊不對勁,連個問題都問不出來。但等到能明確問出一個問題時,其實也有能力自己回答它了。

 

「問題本身就是答案」,這不是說「問題」給了我們什麼,讓我們知道了什麼,認同了什麼。而是說,「問題」本身的驚異感會成為一種提醒的焦點,譬如,因為「人為何會成為一個人?」這個問題,我們會警覺到,有那麼一個比一團肉還要重要的東西,看不見、摸不著,但深深地決定著我們做為一個人的全部。我不用知道那個東西「是什麼」,我好好活著,就已經是全部的答案。

 

在這個地方,人文研究出現了最麻煩、最好玩,也是在我看來,最有良心的一種聲音。發出這個聲音的第一個人是蘇格拉底,因為他誠實地承認自己無知,而且向來「只提問題,不提出答案」。‘I do but ask; my call is not to answer’,這句很像蘇格拉底說的話,其實是易卜生說的(難怪他在這個時代不紅了,戲劇系都不怎麼演他的戲。不過,不演也好,比糟蹋他強。)。另外,維根斯坦直接建議,「對不能說清楚的事,要保持沈默。」(那些全身都是敏感帶的劇場人一定恨死他了!)。

 

活在「答案」之中,法喜充滿,感動到甚至殺人也無所謂的地步。活在「問題」的提醒之中,則辛苦的多。真實不但說不清楚,有時更是充滿矛盾,任何對之的提醒與記憶,在讓人保持警敏的同時,恐怕不會讓人太開心。托爾斯泰,或是盧卡奇詮釋下的托爾斯泰就是給不出答案,只問問題的另一個例子。他的問題,真實地讓人很不好過:

 

怎樣才能把生活安排地使人不至於由於剝削別人的勞動而在道德上使自己毀滅呢?

 

盧卡奇不認為托爾斯泰在這個問題上給了什麼答案,至少每個答案又被托爾斯泰自己認定為幻想而予以推翻了。但是,任何人只要一旦讓這個問題鑽進心裡,儘管他表面看上去沒有太多的變化,不會因此毀身棄家,但心理大概很難活的不忐忑不安。

 

其實,就算不用念托爾斯泰,現在經常都有一家人走投無路、燒碳自殺的新聞,小孩子付不出錢唸書的新聞,還有漁民、農民生計出現問題的新聞,如果一個人的心沒有那麼硬梆梆,只把這些事當作「一則新聞」分析來分析去,而是能夠將心比心一點,把這些新聞當作自己的事,那麼他的心裡一定會有一個傷口,不時隱隱作痛。

 

台灣的表演藝術團體,上至雲門,下至小劇場,沒有一個不是天天叫窮的,也偏偏是這些人,喜歡窩在咖啡廳裡,討論著藝術的理想與贏取掌聲的巧門,既不覺得可恥,也沒有一點心裡不安當然不會,他們都有某個藝術上崇高偉大的「答案」,在感動與激動中,他們的心早就變得像石頭了!

 

我自己也曾經是這種人,但大概從第一個孩子出生後,我不只是行為上離這些人愈來愈遠,心理更明白自己一輩子都不會是這種人了。這兩年是交了一點好運,獎學金可以讓我唸書,我對自己現下的生活是無可抱怨的。我常跟我太太講,等我們回台灣的那一天,我們人生的長假可能就結束了。等我自己有能力賺錢的那一天,我希望自己心理的負擔可以輕一點。

 

我對這個問題沒有任何答案,托爾斯泰也沒有。任何寄望某種答案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的人,包括革命在內,其實只不過無法忍受心內隱隱的痛而已。還有,在根本上忽視了問題本身有提醒的力量。問題本身就是答案,這是我在人文的世界裡,聽到最樸實,也最有良心的聲音。

 

念人文的,心要軟,但頭腦還是要硬,不然就太濫情了。下面要跟你談的,是關於呈現知識這件事。

 

2. 呈現知識

 

知識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呈現知識的方式。

 

我們擁有的知識再多,在今天,恐怕比不上google,或是會用google的人。前些日子,不只一位友人轉寄給我一封email,上面是「魔戒」的翻譯者朱學恆所翻譯的一段在Youtube上的影片。影片是一個美國的高中老師製作的,題目是「我們所面對的,將會是什麼樣的未來?」。內容大概是藉由各式統計數據,描繪了在一個快速變遷又資訊爆炸的世界中,人無所適從的焦慮。

 

從影片廣為流傳的爆紅程度,我想它的確點出了很多人的心聲。我只是納悶:這樣的事難道是網際網路發達之後才開始的嗎?

 

我記得自己剛上大學不久,有一天,逛進了台大附近的金石堂(現在是中國信託),看見一屋子的書,心裡突然很挫折地明白了一件事:我這輩子都不可能把書店中的書讀完的。那時候,我壓根不會用電腦,更不知道網路是什麼東西。

 

莊子不是也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追無涯,殆矣」嗎?他又知道什麼是網路與資訊爆炸嗎?

 

知識的量從來不是一個需要我們操心的問題,知識的意義才是。只有中了「科學病」的毒太深的人,才會戒慎恐懼,成天擔心自己比別人少知道了一點什麼。

 

要讓知識有意義的呈現,就在於呈現它的方式,而不是知識本身。省去那些技術性的細節不談,我有一些想法可以告訴你。

 

知識本身沒有意義,是概念讓知識有意義(「高」這個概念讓身高180有一個意義)。而概念從來不是孤拎拎的存在。概念與概念環環相扣,彼此形成一個綿延無盡的網路。概念的網路有點像是跳棋棋盤上面一個個的圈圈,彼此之間有條線連結在一起。那條線,我把它叫做邏輯。也就是說,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連接,不是我的發明,而是本來就在那裡。因此,「去想」的意思其實應該是「去看」,去看一個概念可以在邏輯上與哪一個概念相連結。

 

呈現知識,其實是在做概念的連結,把概念之間先驗的、已存在的關係,重新勾勒出來一個樣子,勾勒出一幅圖畫。這幅圖畫當然是主觀的,因為不同的人來連結這些概念,會勾勒出不同的圖畫。但這幅圖畫也是客觀的,因為彼此之間都是合乎邏輯的關係,彼此之間有個必然性。請注意,我形容畫圖的動詞是「勾勒」,可不是「潑墨」(那種抒發人生感悟的文學批評就是這一種)。

 

這個過程,Walter Benjamin比喻成畫星座圖。一幅星座圖是許多星星的連結,彼此之間可以連結,是觀察天體運行規律後的結果,有個客觀性在那邊。但這畢竟是人畫的,所以也有可能因為不同的觀察而出現不同的結果。

 

呈現知識既然像勾勒一幅圖畫,那麼能啟動一個人去畫圖的,還是自己內心的感覺。我沒有說知識本身不重要,但就算讀完整個書店的書,會背百科全書上所有的條目,若是沒有感覺,那永遠不能有意義地呈現知識,勾勒一幅知識的「畫」出來。

 

跟這樣的人對話是很辛苦的,因為我不論說了什麼,通常還沒說完,對方因為聽到了幾個自己熟悉的字眼,就會打斷我,然後復誦一堆像是google上查詢來的東西給我聽。我大概只有在交換旅行資訊的時候會感謝這種對話,真討論學問的時候,我只會頭大。

 

要知道自己內心的感覺,就需要聆聽,不是創意。Jacobi(十八世紀末的一個德國哲學家)就說的很好:pure reason listens only to itself。只有在聽見自己的聲音後,才有動力去勾勒概念,把心裡的感動結晶出來。

 

我來英國後,大概從第一年快結束起,我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回憶。童年的事,青春期的事,做過的事,特別是錯事,不能忍受的事,心痛的事,影響我巨大的事……刻意地,或是不刻意地,常湧現出我的腦海。我告訴我指導教授我都浪費時間在給朋友寫信與回憶上面,沒有想到他高興的不得了,還鼓勵我繼續「浪費時間」。我想我只有在歐洲才能有這種運氣,在台灣或美國,只會被逼著當活google

 

有內心的感覺,才有創造力與活力可言。事實上,就像我前面說的,人文研究中會產生的「答案」,是有它的力道與美的。但是,所有給出來的答案都會死去,會有成為化石的一天。如果它們可以活起來,也只有在準備好的人身上,在心裡有同樣活力的人身上。我不相信,人可以用讀旅行書的方式去讀康德,維根斯坦,或任何一本好的理論與哲學著作。

 

人文的學習追求的是一種活力。這種活力只可能自發地湧出,依賴的是感悟,還有對自己的聆聽。我寫出來的廢話,任何人寫出來的東西,只是「供人參考」而已。它終究是沒有能力從外面賦予人這種活力的。

 

甚至我現在判斷一本書值不值得讀下去,是看看它有沒有「溫度」,寫書的人,儘管是在回顧別人的論點,卻可以展現出一種與原理論者同樣的活力在字裡行間;若是討論別人的困境,有沒有把它當作是自己的困境來討論。跟人討論學問也是同樣,若是像Chekhov罵的「學舌鸚鵡」,我通常都會轉移話題去話家常。

 

我覺得你是個很樸實的人,對做學問也有很大的熱忱,所我把想法寄給你。也會修改後放到網路上,跟對「成為一個人」有興趣的朋友分享。我年紀愈大,愈覺得自己能量很小,能有的影響很有限。或許這個世界從來沒有好過,但至少它不能阻止我去追求一點清醒。

 

先到這吧,我想我們有機會再聊的!

 

IF

15.08.2007

Aberystw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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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則回應給 給欣志2: 問題與呈現知識

  1. Nick 說:

    每次看學長的文章都是皺著眉頭看完的,不是因為內容我無法接受,而是學長的文章裡總是太多稻草人…而且這些稻草人還常常是立論的開頭,如果能夠學長能夠直接一點,不再使用「我常常遇到一些台灣的… 他們… 而我…」的開頭有多好。再來就是文字的量太過驚人,迴繞的語法和連續的推導,就算有立即的問題亦無法反駁。如果問題像一位突然嚇人的可愛小女兒,那這樣的可愛女孩兒,是嚇不倒一位沉溺在自我演說的演講者的。另外,學長思想真的很貼近柏拉圖,常常提到「悟」的重要性(就如同柏拉圖所謂的「光照」enlightment),也總是在文張裡偷偷(或是明目張膽地)提高希臘哲學/戲劇/思想的價值…最近我在讀胡耀恆之前西劇史給我們的課堂講義,他在文中也藏不住他對希臘的熱愛與崇敬。其實我並不是很喜歡太過自傲的希臘文明,沒有接受過世界大戰的洗禮的希臘,戲中也缺乏更深沉的反省,如果說小小的伯羅奔尼薩戰爭就足以讓希臘人沉痛,那二次大戰的原子彈可能會嚇死一票希臘人。就像黑格爾對於歷史的看法一樣,世界精神是會提升的,可以藉由辨證的方式達到更高的一層,過去的歷史像是種子,可以發展出像花一樣的未來,所以希臘的種子固然重要,但是我認為審慎思考現今發展出怎樣的花更為重要。當然傅柯派的會覺得知識群(每個歷史片段)是斷裂而不連續的…這點就先放進框框(quote)裡不談。除此之外,學長對於科學似乎還有一點誤解,所謂的「科學」並不只是尋求答案的一門學問,其實他只是一種方法。誠如karl Popper所述,端看一門理論是否能稱為科學,就看這理論是否具有「否證性」,所謂的否證性就是「可以被推翻」,所以,宗教並不科學,因為就算我們如何推翻,宗教仍能解釋的論點。這也是為什麼在大學裡,有分成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等的原因。不過我相當喜歡學長對於「問題」本身的探討與自身感情的聯結,還有花很多時間在和人討論內心感動這個部份。當然,這一篇和原文所討論沒有太大關係。多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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