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 Faye

Faye:

創作的起點,在於聽見自己的聲音。

這好像是一句老生常談,但是這句話背後,有好多好多可說。我不確定自己這封信可不可以寫好,只能盡量了。

有兩個字眼常常跟這句話糾纏在一起的:一個是「感動」,一個是「做自己」。

聽見自己聲音的狀態,當然會是某種感動,也是對自己本真的肯定,但一個人可以感動的原因太多,做自己與任性有時也很難區別。淚流滿面的觀眾,或是憤世嫉俗、目空一切的藝術家,很難讓我不懷疑,前者只是太濫情,後者只是太幼稚。理智不是被淹沒在某種情緒中,就是黏閉在一些大而無當的格言或口號式的觀念裡。偏偏,藝術,特別是劇場界,情感與格言特別豐沛。

這兩種狀態都不是我要說的,或多或少,它們充其量只能是一種過程,在通往「聽見自己聲音」的路上,是養分,也是陷阱。

我們怎麼知道聽見了自己的聲音?如何聽見自己的聲音?這幾乎是每個追求真理的人,或是,妳熟悉的詞彙,每個求道之人,幾乎都有的大哉問。我知道的當然也很粗淺,但我從年輕的時候起,就固執地相信一件事:如果不談這些問題,不先談人,只談藝術,那麼對藝術的討論只會流於一種語言的機巧,複雜者成理論,天真者成格言,但不可能有震攝人心的力量。同樣,藝術創作要是忽略這些,也只能有些炫人耳目的東西,不可能沁人心脾。有個老師曾經跟我說:「有人為了當藝術家,卻沒有當成人。」後來書讀多了,也真看見歷史上不少被推崇的藝術家、詩人,其實沒把人當好。但我還是固執,只是更明白世人的愚昧。

不過,一個人聽見自己的聲音,不表示他就可以當個好人。「把人當好」與「當個好人」不是同一件事。

一個人只能聽見自己的聲音,無法為人代勞,也無法由人代勞。所以聽見聲音後,至少會明白自己的存在是一個「個人」(individual)。

當然,人是社會/政治的動物,我們不能逃開這些領域而生存。在這個領域中,貪婪的政客、腐敗的制度、愚蠢不公的政策,欺負人的主張,就是要批判,沒什麼好轉圜的。批判社會這件事一點都不無聊。(無聊的是那些粗糙又不做功課,只訴求那些讓人不能不同意的價值或口號的批判。)人際交往也是人生存不可或缺的領域 。人需要交朋友,與人交往,當然要以善良與誠意對待別人(還有好鄰居,譬如,寫封長信!)。人也活在某種經濟體系中,不然,我們不會有那麼多便利,連一些平實的慾望也會很難滿足。(要批判的是資本主義或商業社會對慾望的操弄、煽動,還有對人的剝削,以及對人惻隱之心的剝奪) 此外,人也活在家庭中,或者,宗教中,或者,某種制度中…

但人是後來才進入這些領域的。在進入之前,在跟別人發生連結之前,人已經存在了。一個人(an individual)的全部內容,就不是這種種領域的總加。妳可以說,一個人是政治的動物(對),是社會的動物(對),是經濟的動物(對),是xx的動物(對)…但,除此之外,一個人一定還有什麼東西,在它們之外,無法歸類,讓一個人成為一個人。丹麥哲學家祁克果說:「成為一個人」(to be an individual),我不究其深意,但一直很喜歡這句話。不然,我覺得人只是某一種(或好幾種)領域的動物,生命就這樣被定義、歸類,是一件委屈到我不能接受的事。

是的,因為自己的聲音不屬於這種種領域,所以往往會跟那些領域衝突。

這些領域可都是我們存在於世上,壓根無法避開的。我們或多或少都讀過這樣的故事,甚至自己親身經驗過:面對一個無能政府的政策、一個不公義的現象,我們感到憤怒,甚至起身對抗,做點什麼,希望能有所改變。大者或者投入社會運動,具體從事改革,小者在Facebook上按個「讚」,聊表心意。對於來自社會正義的聲音,要是一個人可以自私到冷漠無感,那真是與迫害者同謀無異,可恥。但是,這聲音是集體的,不是自己的。一個人可以終身投入社會運動,犧牲生命,名留史冊,福蔭後人。但跟前面那些詩人、藝術家一樣,作為一個人的品質,毫無打動我的地方。我念大學時,剛好是台灣解嚴,社會運動勃興的年代,也認識不少社運人士。但二十年一路看下來,我對他們只有尊敬,卻不想親近。

也因為不在這些領域之中,難怪「自己的聲音」常常被形容為神祕的、難定義的、不可言說的等等。 其實,作為一個人,只要有足夠的平實,這些聲音不會沒有機會聽到。人聽不見自己的聲音,遺忘自己的存在,想著就是一件奇怪的事。但是,這件事之所以這麼困難,往往是集體的聲音太強大,太震耳欲聾,太顯得要人「立正站好」。集體的聲音總是努力將「個人」矯正、馴化成「正常人」,讓人遺忘、甚至不敢、也不再正視自己的內在,讓人向這些集體的聲音靠攏。 沒有自己的聲音,就找喊起來最大聲、最理直氣壯的靠攏。將某種領域集體性的聲音(宗教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正義的、人道同情的),當做是自己的聲音 ─ 這只是借此隱藏自己的個性軟弱與欠缺分辨能力而已。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就把這個舉動,稱作「媚俗」(kitsch)。

但「自己」,或者說,一個人,就是在這些集體聲音之外。如果一個人夠安靜又平實,那一個跟上面那些領域都衝突的聲音,自然會出現、被聽到。 這種「聲音」終究只能依賴傾聽,而不是知識。知識總是對某個領域的知識,但自己的聲音跟某個領域的大合唱剛好相對。要聽見自己的聲音,要找到創作的起點,就要從拒絕「讓人完全同意」的聲音開始。

所以,聽見自己的聲音,不是找到什麼可以照耀別人的智慧之光,甚至對別人也沒什麼用。哲學家海德格有個形容很生動,他認為一個人聽見了自己的聲音,像是在森林中發現了一小片空地。蓊鬱的森林本來緊密地無路可循,也遮蔽了陽光,現在,這小片空地不只讓人轉圜,有了一方自在,光線也稀稀疏疏地滲透下來,讓人有能力辨識眼前的景物,人所居存的地方才真正向他敞開。現在,人不是像傳統哲學家所比喻的,找到了「真理之光」,然後照耀別人。人存在於一種光影交錯中,看得清楚自己的處境,但在別人的眼中不會顯得清晰可辨,卻是模糊曖昧,像是有某種距離。

這個人走入「林中地」(有人譯為「林中路」)的比喻,把一個人「光影交錯」的存在感很立體地刻劃出來。我不曉得你對這個比喻有多少體會,但那幾乎是我現在看人,或說品味人的一種審美標準。我在自己的英國老師身上可以看到,上次跟你提到在倫敦看的那齣戲 A Walk on Part中,那個男主角的身上也看到,林布蘭特晚年的自畫像,還有好些英國演員與政治家身上,也都能讓我看見這種痕跡。倒是在表演藝術或學術界,很多大談「跨領域」的藝術家與學者身上,我只感到一種日光燈的蒼白。

離開了人生存的各種領域,來到此「林中地」,人會如何?

一個看似矛盾的回答:聽見了自己的聲音,一個人既是自由的,又同時是不自由的。

聖經上就說過:「真理讓你自由」(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約翰福音8.32)。自己的聲音是不是真理?離真理有多遠?這些問題我現在沒有辦法回答,還需要下更多的功夫。但自己的聲音可以讓你自由,其實不難理解,想想:一個人整天被那些集體性的聲音推著走,就算他是心甘情願,但我們仍很難說那是一種自由,還是受到一種意識型態的蠱惑,更甭提有人跟著大家走,只是出於對被孤立的恐懼。只有聽見自己的聲音,成為一個人,獨立地走入了生存各領域之外的「林中地」,才有能力跟這些集體性的聲音保持一種距離,有能力選擇同意或不同意。有選擇,才有自由可言。

但一個人一旦聽見了自己的聲音,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就很難不成為自己聲音的奴隸,不成為自由的奴隸。「個人」與「自由」,這兩件事在西方歷史中,也是晚近400年(因為是戲劇同行,這裡從英國的文藝復興算起,如果是繪畫,可能是500年以上),才逐漸從他們的文明中綻放出來的。一旦顯露了,歷史就沒有走回頭過。很多藝術家更是說得露骨:俄國導演Tarkovsky說:「藝術家沒有自由,只是自己創作的奴隸。」「非如此不可」,據米蘭昆德拉說,這是貝多芬晚期音樂中,最主要的動機……

「創作的起點,在於聽見自己的聲音。」可是3000多字過去了,我卻只談「自己的聲音」,沒有談創作,除了「把人當好」這個最原初的動機外,還有一個後來的觀察與體會:一個人如果能聽見自己的聲音,那麼他不一定非要從事藝術創作不可。我希望這可以矯正一種狹隘的觀念,認為「聽見自己的聲音」是詩人或藝術家的專利,又好像每個作品背後,都有一個可以聽見自己聲音的人。

這是對創作與作品這兩件事的誤解與迷思:「聽見自己聲音」既不是藝術家與詩人的專利,作品更不用每個都是自己聲音的表達。雖然,我們知道這誤解其來有自……

個人的「林中地」既然不屬於那些生存的集體領域,換句話說,就生存這件事來看,它還真的一點用都沒有。一個人需要社會正義,不然這個有權有勢者會霸凌弱勢,吃人夠夠,早晚會找上自己的門;一個人也需要經濟發展,不然基本的生存所需都會匱乏。「為了生存」是一句很無奈的實話,「自己的聲音」一點都幫不了忙。

真正的藝術(genuine art)也是一樣,對於生存一點都沒有用。差不多也是從400年前起,藝術的歷史是一部逐漸獨立於工藝的歷史,不再為任何現實的目的服務,如果用擬人法來比喻,它也聽見了自己的聲音,走入了自己的「林中地」。

藝術與個人同步在西方歷史中敞開,當然不是巧合。他們對生存現實的脫離,使它們各自成為一個獨立自主又彼此依賴的領域。德國哲學家阿多諾(Adorno)就乾脆這樣說:「人只有在藝術中才能找到自由」。

正是因為「無用」,讓一個在「林中地」的個人,在藝術中得到了可以綻放或棲息的地方。但藝術總是與作品相連,這個連結讓我們誤認在這個林中地的人總要配戴著某個作品當做供人辨識的家徽,這當然也鼓勵了不少裝模作樣之舉,讓有錢人與文藝青年常附庸風雅,滿足虛榮。

經驗豐富的導演、作畫不輟的畫家,可能只是嫻熟某種技巧的匠師(artisan),知道如何有效地辦表演活動或製作畫作而已。這樣的技巧與活動不應該被低估(下面會談到),但實在不能說他們的活動是聽到自己聲音後的體現。同樣地,那些聽到自己聲音的人,也不一定非要從事藝術文學不可。很多人知道邱吉爾是帶領英國度過二次世界大戰的首相,卻忘記他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若不是仕途失意,像蘇軾一般的許多中國文人,大概不會因其文學成就被記得。一個人聽見自己的聲音,可以從事創作,也可以只當個爸爸。做什麼是現實中遭遇的產物,強求不得。

為了避免誤解,我把這個聽見自己聲音,讓自己成為一個人而存在,又只能透過藝術體現的領域,稱作美學性的領域。如此,我們可以這樣說,一個人可以具有美學性,卻不必是藝術家。

最真實(genuine)的創作,真的只能是自己聲音的表達而已,很難說它有什麼用,充其量,只能說,給那些想聽自己聲音的人,透過這些作品,可以有個機會與自己的聲音相遇。但表達自己的聲音,是極度充滿靈性的工作, 絕對不是一種宣洩。把性慾、情慾當做主題,只是把自己動物性的一面赤裸裸地丟出來,連帶地還有對社會壓抑的憤怒與憎恨,這只是排泄情緒而已,沒多大意義。

聽來矛盾,但「自己的聲音」一旦真的能被綻放出來,會是所有人的。「自己」與「公眾」的分野,會在那綻放的一刻消失。因為生存的諸領域是集體地緊錮著所有人,對它們的拒絕,從其中出走,這是一個對所有人都有意義的動作。就像許多人都在一間屋子裡,現在有一個人走出去,到了屋子外面。這個「外面」,會是所有人的「外面」。

那是為什麼在西方,現代藝術開始於拒絕模仿、寫實,對習慣在圖畫中找現實中熟悉事務的人來說,這樣的圖像就成了「抽象」。為什麼顏色、線條、構圖,不能夠為自己說話,也說自己的話呢?表演藝術則是對語言的否定。語言不但是主宰戲劇兩千年的主要媒介,更是生存的各領域,用來傳達集體聲音的媒介。沒有一面清楚明確的旗幟做靠山,集體性聲音怎麼能振振有詞呢?但自己的聲音本來就用語言說不清楚。於是,好像沒耐性地賭氣一般,劇場乾脆直接拒絕了語言,訴諸人「前語言」(pre-language)的狀態:反敘事結構、身體、視覺性等手段在20世紀的劇場中就這樣大行其道,戲劇(drama)也變成了表演(performance)。

我們都在這些表演藝術中被打動過,甚至親身實踐過。但以前都沒有人告訴我,或提出足以說服我的說明,這些動作所為何來?只好自己一路耙梳,自己找答案。這也不難,歷史的演進與許多理論家的反省都放在眼前,讀了書再想想,再加上想聽自己聲音的願望,大概也能知其大概。不過,不知道所以然,不深入體會「聽自己的聲音」與「成為一個人」的含義,最後只有一些像格言一樣的講法或口號,盤旋在創作者的頭上。於是,大行其道的表演手段很容易只淪為一種東施效顰的創意而已。

現在,當我回過頭來看上面這段劇場的故事,其實不是完全滿意的。20世紀的劇場史,特別是戲劇跨向表演的演變,是一段大膽、爆發,但莽撞的歷程。 一昧地否地語言,藉著身體與視覺,訴求前語言的狀態,又常常呈現的是一種狂喜(ecstasy)的經驗。這種經驗其實是把人帶回到一種原始的狀態,絕聖棄智,有力但渾沌,很容易給人回到源頭,可以重新開始一切的契機(不意外這方面的探索又常常跟「儀式」聯結在一起)。這個經驗在一心拒絕文明,想聽自己聲音,但又欠缺耐性的聰明人那裏,被冠上了許多標籤:「殘酷」、「神聖」、「崇高」等等。我承認,年輕時我也相信過這種事,但現在,做為一個研究人文的人,反省歷史讓我知道,這種經驗值得記憶,但不可一昧追求。不然,沈溺其中,不管多有力,原始渾沌就是一片沒有方向的黑暗。那是一種對「人文」的否定與排除。這其實是一種天真,因為人類花了幾千年努力,遺留下來的便宜不用,卻老想著要從頭開始,另外,生存領域中就是有那麼多聲音要面對,要分辨,要保持距離地同意,這都不是可以一勞永逸的。

「成為一個人」最好的意義,不是讓人墮入有力的原始中(那樣,人跟乩童沒什麼差別,碰巧「乩童」還偏是這條路上很有啟發性的一個範本),而是讓人走入「林中地」,進入光影交錯的地方。

語言的確可以把事情講得清楚明白,成為集體性聲音的承載者,但它也有能力彼此矛盾,製造曖昧模糊,引導人「光影交錯」。詩,比戲劇還古老的文學類型,就是如此。劇本寫作也不光是製造高潮、衝突這種東西,它是一種製造不確定性的技術,卻從來沒被好好地探索過,一個劇本本身仍然有能力可以揭露自己的聲音…

這種觀念在某些左派的或社會批判意識高漲的理論家或藝術家眼中,曾經被很膚淺地貼上「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好像沒有用的藝術,不批判社會、不喚醒群眾意識的藝術就是一種閒置的罪惡,滿足布爾喬亞的小資情調而已。

關於這種論調,特別用在劇場中,我只同意一半。不同意,是這裡完全忽視了「自己聲音」的重要;同意,是因為劇場演出本來就不必要每次都是真實創作的產物,一定要貼上藝術的標籤。它可以只是一次活動,一個事件,藉此「批判社會」、「喚醒民眾」等等,當然,還可以做其他用途。每一次演出都自詡藝術創作,那是宣傳辭令的謊言;每一次評論都將演出當藝術來要求,那是一種高姿態的無知。

做劇場真的不必要每次都是創作,這件事可以只是一種技巧的操作,為特定的目的服務。這裡,我不是說各種劇場應用的活動,像是戲劇治療、戲劇教育之類的,而是指另外一種演出的目的:一件作品,一場演出,如果不是自己聲音的表達,那麼它至少要嵌入一個世界。

「嵌入」這個動詞原來是只把一個東西放入另一個包容它的基座中,譬如,把一枚鑽石嵌入一只戒指,一個神龕安置在牆上或佛堂。劇場演出也應該要問自己所要嵌入的世界是哪裡。我不用「與觀眾對話」這個講法,因為「對話」顯得演出與觀眾仍「相對而立」;不用「觀眾」,因為這字眼像是一群「消費者」的集合名詞,更重要的,是它不能帶來一種有所歸屬的安全感,不如「世界」這個字,夠廣闊,能讓一場演出嵌入,安適如家。(附帶一提:那是為何《無門之門》演出時,那些閉眼睛「看」戲的觀眾特別吸引我!)

另外,一旦世界被某物(譬如,一場表演,一個劇團)嵌入,世界也改變了。指環加上寶石才能是戒指,指環不再是指環了;一堵牆嵌入了神龕,牆變成讓人崇敬的地方。如果劇場演出可以嵌入一個世界,那麼劇場可以讓一個新世界得以敞開。

嵌入需要技術。如果說「創作的起點是要聽見自己的聲音」,嵌入則需要「聽見別人聲音」的技術。如果劇場演出竟然不是創作聽起來讓人不可思議,那請記住這個例子:莎士比亞沒有一個作品可以被稱為現代意義上的創作。他的時代「個人」這概念還沒有出現,他寫的劇本也不是「聽見自己聲音」的結果,最靠近的一次,只驚鴻一瞥地出現在Hamlet的那句 ‘to be or not to be’中。另外,一個研究莎士比亞的人,會在新竹做《離婚/不離婚》,這樣的嘗試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只是「嵌入」有學理上說明的能力,卻沒辦法成為普遍的口號,我只好節目單上用「在地化」這個字。)

該近尾聲了。

我做的是學問,不是評論。雖然是在看了你們的演出後,答應給妳還有莫比斯圓環寫信,但我想不乏很多名嘴劇評人給你們的作品提供意見,所以我寧可多花一點篇幅,希望能概略地提供一些觀念,還有它們的連結。有件事我很確定,如果我們對劇場的思考還糾纏在「寫實主義」、「非寫實主義」、「跨領域」、「與觀眾對話」等等這些格言式的語彙中,創作很難有希望。所以,儘管扼要,我把這個重要的思索脈絡寫下來,相信你們應該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或看見自己的尷尬,對你們思考劇場與創作,提供一點靈感與刺激。

但做學問很難不長篇大論。談理論需要細緻,談歷史需要細節,這封信這兩點都做不好,但我不斷提醒自己是在寫信,不是寫論文,千萬別把人嚇跑─ 這樣還是超過7000字了!所以,一些觀念與比喻,我沒有深談,只能央求妳把它們當詩讀,希望對我的不負責任別太介意。許多劇本技術面的討論,可能面談會更直接,甚至一起工作,交換的想法才能更深入。反正以後碰面機會還多,不急在一時。

不管創作不創作,聽自己的聲音,與自己的內在親近,都是一日不可荒廢的功夫。這是為什麼這個暑假我要回到這個威爾斯的濱海小鎮來,畢竟,這裡是我念博士時,每天在聽自己聲音的地方。在台灣太忙,生活像打仗,都沒有這種餘裕,我也要想想,調整回台後生活的步驟與方向。

還有一個劇本要寫、一篇英文論文要修、還有一堆書要讀,只好先到這邊了!

 

九月中回台後,再來串門子!

妳的好鄰居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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